电影《南京照相馆》自上映以来便引发观影热潮，与既往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片不同，《南京照相馆》的突破在于以克制的态度摒弃血腥奇观与煽情配乐，用长镜头凝视平民颤抖的双手、紧闭的门窗、暗室中显影的罪证，以物理空间的压抑映射民族精神创伤；从平民视角，通过照相馆学徒拼死保存的日军暴行底片、邮差冒死传递的真相信件，让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成撕裂黑暗的刀锋，刺穿侵略者“文明”表象下的虚伪。
当幸存者曹其兰在镜头前喃喃“我不敢哭”，当史料记载被俘士兵被汽油浇身时“一动不动”，历史本身已发出无声的诘问——如此深重的创伤与情感需要被“宣扬”吗？抑或是暴行自然刻下的历史印记？
首先，面对暴行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在生物学上有其根源。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面对极端的生存威胁，杏仁核激发的强烈应激反应（如恐惧、愤怒）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防御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个体在面临致命攻击时做出自卫或反击，对施暴者形成威慑，最终实现自我保护。这是人类在漫长的物种进化中保留下来的一种生存策略。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当母亲目睹婴儿被刺穿、平民被活埋，大脑分泌的应激激素将瞬间的恐惧固化为深刻的创伤记忆与对暴行的强烈拒斥——这不仅是心理自卫，也反映了人类对正义最本能的诉求。
展开剩余67%人们面对罪恶所产生的强烈道德义愤与对正义的渴望，也是人类社会构建规则、建立刑罚制度的重要基础。这种对罪恶行径的深刻谴责和对基本人权的坚决捍卫，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个体安全、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基石。无论是出于生物的本能防御，还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面对暴行所产生的强烈情感不仅是自然的、合理的，更是警示罪恶、捍卫良知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强烈的情感在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传承、维护真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能否引起强烈情感是事物能否深刻保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强烈情感不仅强化记忆，同时也使记忆更易被提取和召回。而且，与自豪、惊喜等积极情感信息相比，悲痛、愤怒等高度唤醒的负性情感的回忆率要高得多。在古代记忆术中，强烈情感，如恐惧、创伤等一直是增强记忆的重要因素。所以，强烈情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易被外界所操控，且以一种更为纯粹的情感真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背景与参照。
相较于文献资料，强烈情感所承载的情感真实更加贴近生活最初的状态，也更贴近人类学研究中的社会现实，是抵制历史书写中过早地意识形态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能够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提供校准的功能。正是由于以创伤记忆和道德义愤为核心的强烈情感在唤起和保有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记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主张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记忆中的这份沉重情感，并给予正确引导。
激发这种强烈情感的是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人类暴行本身。在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相关记忆中，这种由暴行直接引发的强烈情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与南京大屠杀事件记忆融为一体，成为其历史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深刻的情感印记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记忆反抗遗忘、抗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刃。
面对历史暴行产生的强烈情感，其指向性至关重要。它可能指向罪恶的实施者，也可能指向罪恶行为本身。前者可能蕴含复仇的倾向；而后者则更集中地表现为对罪恶本质的深刻批判与拒斥。“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是南京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生前的名言，她身中32刀反抗日军暴行，其抗争的对象始终是具体的罪恶本身，而非抽象的民族符号。《南京照相馆》中，平民冒死守护的暴行证据被送上国际法庭的证物台，正是将源自创伤的原始情感淬炼为客观的历史证言，是“执记忆之刀锋，卫和平之愿景”的终极实践，只有当记忆之刃剔除了复仇的冲动，方显守护和平的钢骨。
出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需要，我们一贯主张铭记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利用南京大屠杀事件史实进行和平教育和历史观、世界观教育。
为了捍卫人类的和平与正义，我们需要始终保有对罪恶行为的深刻警惕与拒斥，反对以暴制暴、主张以平等协商解决矛盾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仅靠我国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日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及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铭记历史的创伤，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这份沉重的记忆，是为了人类共同向往的和平未来。
（李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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