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来信
1929年的大年初二，2月11日上午，红军在瑞金附近的大柏地伏击敌军刘士毅部，大获全胜。自此以后，朱毛红军捷报频传，3月13日，红军在闽西消灭敌军2000多人，击毙中将旅长郭凤鸣，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在次日攻克长汀县。随后红军建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红色政权。
几乎与此同时，红军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好运。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第一场混战。敌军无暇他顾，赣南闽西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以长汀为基地，红军很快就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也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所以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教员在党内和军内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往西走的时候，你偏偏力争往东走，并且事实证明你是对的。这样的神技运用几次，你想没有威望都难啊。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教员凭借他杰出的战略眼光，很快就能在红四军内部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威望。但是没有意外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样一个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封中央来信差点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展开剩余93%从1929年初何键发动第三次“会剿”以来，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直密切关注井冈山的情况。
上一年，也就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六大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必须加强产业工人的成分，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然后就选举了工人出生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的一把手。但向忠发这个人能力明显不行，所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成为了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2月8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朱毛红军发布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当时老周看到，井冈山根据地很可能不保，红四军主力又在赣南遭到围追堵截、损失惨重，所以要求：一、红军分散游击；二、教员和朱德脱离部队，前往上海与中央碰头，介绍武装革命斗争的经验。
其实这两点要求实质是认定朱毛红军要失败了，与其全部送掉，不如先把最主要的领导人给撤出来，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周恩来同志这封指示信是非常悲观的、过于悲观了。但是老周他开不了上帝视角的呀，谁能想得到没多久以后蒋桂之间打起来了呢？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怪周恩来同志，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变化，老周和中共中央很快也改变了之前的悲观态度，重新鼓励朱毛红军坚持斗争下去。
由于当时通讯不畅，“二月来信”历经辗转，直到4月3日才送到教员和朱老总手里，那个时候他俩都已经在赣南闽西打出一片新天地了，没想到收到一封这样的指示，朱毛二人都很不赞同中央的决策。这段历史在《浴血荣光》中有明确的描写。
朱老总的反应比较沉稳，但湖南吐槽王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喷回去了。教员以非常罕见的强硬措辞答复了中央的来信。比如教员说，“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好家伙，你这是给中央定性，教训其中央来了啊。湖南吐槽王真不愧是湖南吐槽王，真不是盖的。
当然，除了吐槽以外，教员还认真严肃地申明了当前红军的斗争策略和战略目标。这封回信第一次明确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不仅如此，信中进一步总结“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根据地发展策略和“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的游击战策略，以及“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方针。
毫不夸张地说，这封给中共中央的回信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作，具有非凡的战略战术价值。这些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不能给中央扣帽子的呀。这不是给了很多人攻击你毛委员对抗中央、不服从中央的把柄吗？
但这个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不是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而是送信的人。
钦差大臣
送信的人叫刘安恭，四川永川人，1899年出生。18岁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攻读电机专业。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中央派往苏联留学，学习军事。1929年初回国，很快被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红四军工作。
其实中央派刘安恭下来工作，恰恰是体现中央对红四军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教员和朱老总的高度肯定，所以有一个优秀人才赶紧派过来配合你们工作啊。但问题还是出在通信不畅，刘安恭一下到红四军，大家觉得这可是苏联留学回国的高级人才啊，是第三国际派过来的人，把他当钦差大臣了。这有点类似后来的博古。与博古一样，刘安恭也自居苏联留学正统，看不起红四军那些土包子，曾公开指责红四军的政策在马列经典里连一个字都找不到。
过去朱毛二人再怎么有分歧、再怎么争吵，都是关起门来能够相互协调的。现在这位钦差大臣顶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光环来了，问题立马尖锐起来了。1929年5月28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湖雷会议”。在刘安恭的煽风点火之下，会议上出现了一股抨击前敌委员会“管得太多”“太集权”的强烈声音。很快，这股抨击声音从工作方式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谴责前委是“党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宣称“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
在这股政治压力下，湖雷会议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并兼任政治部主任。两个多月前才取消军委，现在因人设岗，又给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当初教员以前委的名义撤销军委，朱老总没有多说什么怨言。但刘安恭不一样，刚当上军委书记不久，就来问前委要权了。根据江华的回忆，刘安恭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江华评价，“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临时军委是前委的下级机关，你有什么资格命令你的上级“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总之，湖雷会议是红四军指挥系统内部矛盾激烈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为了解决争议，6月8日，前敌委员会又在上杭县白砂镇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白砂会议”。然而，这次会议非但没能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面对围攻，气得教员当场撂挑子不干了，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职务。
就在教员最孤立的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站到了教员一边，他就是林彪。林彪给教员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我支持你，但我坚决不同意你离开前委，林彪说，“党内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不管了事”。这让教员感动的不得了。
更严重的是，林彪不点名地批判了朱老总和刘安恭，他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面对林彪的指责，刘安恭也不示弱，表示强烈支持朱军长，强烈反对毛委员。他宣称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教员“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甚至提出搞民主就是要前委书记轮流坐庄。
这件事情给教员的打击很大，以至于三十多年后，1961年，教员在广州会议上还批判有些人从来不作调查研究，只知道指手画脚，“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权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这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是古田会议。
不过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刘安恭这人虽然对教员怀有偏见，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10月31日，刘安恭在广东芦下坝遭遇强敌，英勇奋战，因子弹击中头部而牺牲，时年30岁。我相信，尽管刘安恭认识错误、思想教条，但动机主要是出于公心。因此电视剧《浴血荣光》并没有丑化这位革命烈士。
总之，在白砂会议上，双方因为要不要设立军事委员会而争得不可开交，始终达不成一致，最终只能投票表决。表决结果，36票对5票，决议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被派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的政治部主任职位改由陈毅接任。乍看上去，教员这一仗算是打胜了，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争议并没有解决。
教员离任
为了解决两派的分歧，前委决定让毛委员和朱军长各做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发表在油印的《前委通讯》上。前委的想法很单纯，民主嘛，就应该让全体指战员评一评，到底谁有理。然而，这一评不要紧，反而把朱毛二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各种吵闹争论更加激烈。
当时红四军内部从上到下，大会小会不断，争论扯皮没完没了，工作效率十分低下，争到后来，大家都争腻了争烦了。要是局势太平，这么争一争问题还不大，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给你太平安稳的环境的呀。
就在红四军因为要不要军委、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形势陡然紧张起来。5月，桂军败退，李宗仁逃亡香港。蒋介石打赢了第一场新军阀混战。随后，6月16日，他就调动闽粤赣三省军队发动对红军的“会剿”。这个时候，你要再因为什么是民主、集权还是分权扯皮不休，可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呀。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敌委员会决定在6月22日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史称“龙岩会议”，要在党代会上彻底解决朱毛分歧。会议由红四军三号人物，政治部主任陈毅充当主持人。陈毅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对朱毛二人“各打五十大板”。在这个基调下，红四军七大给教员列了七条错误：1、英雄主义；2、固执己见，过分自信；3、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4、排斥异己；5、对同志有成见；6、工作态度不好；7、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看来教员脾气确实不大好。
给朱老总也列了七条错误：1、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2、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3、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4、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5、有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6、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7、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看来朱老总也有放任手下的毛病。
总之，教员的毛病是太集权，朱老总的毛病是太放任。所以既不能太集权，又不能太放任，怎么实现这个既要又要呢？最简便的方法，你俩都不能说了算。
龙岩会议决定，对朱德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对教员处以严重警告处分。撤销毛委员前委书记职务，同时朱军长也不能担任前委书记，两人都是前委委员，书记改由陈毅接任。
这件事情让教员很受挫，甚至感到心灰意冷。随后他正式向前委请求：“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很快，前委答应了他的请求——为教员申请莫斯科留学，在中央批复还没有下来之前，任命教员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七月上旬，教员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赴任，这一干就是四个半月。这差点要了教员的命，字面意义上意义上的“差点要了他的命”。教员在闽西不幸感染疟疾，病得死去活来，后来他向曾志坦承，“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毛委员重病的消息传了出去，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大肆造谣，说教员死于肺结核。这个谣言甚至传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以为教员没了，1930年时还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000多字的讣告，高度评价了教员的一生，其中写道：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今天看来，第三国际这个讣告有点好笑，但它反映出其实教员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是蛮高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博古、李德看教员那么不爽，还不得不带他长征，因为共产国际看重教员啊。
九月来信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红四军的动向。迫于形势压力，中央敏感地意识到，红四军疑似“太民主”了一点。正当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毛委员的意见“暂不设立军委”，并调回刘安恭的时候，陈毅到达了上海。8月29日，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朱毛争议。
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并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为了写好这封指示信，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9月1日，陈毅加班加点，写出了5份关于红四军的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教训、党务情况，以及朱毛争论的焦点问题。依据这些报告，周恩来草拟了指示信。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史称“九月来信”。
来信明确指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关于红四军中部分人针对教员“家长制”的批评，指示信明确表示支持教员，指示信说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为了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指示信强调：“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红四）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并且明确要求“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并没有计较之前教员的出言不逊，反而站在了教员一边，历史早已证明，中央做出了完全正确的决策。
10月1日，陈毅带着“九月来信”离开上海，10月22日，把信送到了朱德等人手里。11月底，大病初愈的教员回到了红四军。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具备了。一个月后，1929年12月18日，红四军九大正式在古田镇溪背村曙光小学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
关于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党史早有定论。这次会议及时纠正了我军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化等错误倾向，使教员提出的“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贯穿全军。权威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这样总结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人民军队作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坚强铁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它的基本前提。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前提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说三湾改编是建立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那么古田会议则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强化和贯彻。
对比国民党军队，这种反差十分明显。在大革命或者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曾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军大肆驱逐和杀害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使得军队内部的党代表出现了大面积的断层。名义上，国民党军仍然保留了政治领导制度，但党代表被弱化为政治干事，地位越来越低，甚至上至军事长官，下至普通士兵看不起政治干事，常常嘲笑他们是“姨太太”，是“卖膏药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工农红军的政委地位越来越高，职责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军与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打起仗来能够如臂使指，而国民党军队却“党管不了枪”，各自为政，打起仗来“死道友不死贫道”。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回顾这段历史，毛委员与朱军长的分歧最终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古田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同样是分不开的。教员同志雄才大略，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朱老总为人宽厚、在军队中威望极高。两人能够走出分歧，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毅详细汇报红四军状况和朱毛分歧的焦点、周恩来审时度势起草“九月来信”，是解决朱毛分歧的关键因素。周、陈二人都与朱老总交往深厚，尤其是老周，那个时候并不熟悉教员，却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但他们两人都没有被私人交情所左右，完全是出于公心，站在党的立场上，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终形成与磨合，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但这份公心是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的主观要素。这样的品质始终值得我们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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